原社省委主委王幼辉:我与习总的交往

    本文作者王幼辉，1934年生，江苏丹阳人。九三学社成员。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省政府副省长、省政协副主席，省九三学社主委、九三学社中央常委。曾任第六、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七、九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。本文是作者对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期间同习近平交往的回忆。

1985年10月正定县委领导班子成员欢送习近平（前排左一）到厦门任职

    1984年9月习近平（左一）与正定县委主要领导合影

   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，由于工作关系，我和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曾经同事。一起工作的日子，给我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记忆。

    近平同志是1982 年月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的，当时我是正定县副县长。由于工作出色，一年后他任县委书记，1985年离开正定，调往厦门任职；我于1983 年被选拔为省人大副主任。虽然我们同事时间不长，但因为彼此都在河北工作，从1982 年至1985年这4 个年头，我们的接触和了解还是比较多的。

质朴、儒雅、稳重的年轻人

    1982 年3月底，我在石家庄地区举办的英语学习班学习，县里通知我回正定参加一个关于引进项目的会议。开会时，我发现班子里有一位个子挺高的年轻人在场，他穿着一件绿色军装，看上去不像干部。我就问坐在旁边的石家庄地区徐副专员，那位穿军装的年轻同志是谁，他说是从北京部队下来的，现任正定县委副书记。我才知道，这位穿着打扮像个炊事班长的小伙子，原来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。

    近平那时虽是个年轻干部，但在我印象中，他为人处世却很稳健。作为年轻人，他身上更富有朝气和活力，有时候也会流露出很青春的本色。正定县当时有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，任县文化局局长，叫贾大山。近平在任期间，比较关注知识分子和拔尖人才，也很关心大山的工作和创作情况，并且他们之间私交很好，多年保持着联系。大山生前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，近平到大山家里聊天，返回机关时已是深夜，机关的大门关闭了。为了不打扰门卫，近平蹲下身子当人梯，让大山踩着他的肩膀翻进大门开门，然后才悄悄地回到房间。

    1997年近平在福建任职时，得知贾大山身患绝症后，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时间，专程到协和医院去看望大山。那年的正月初三，他来正定看望老干部时，又到家看望了卧病在床的贾大山。当听到大山病逝的消息时，他和夫人彭丽媛托人敬送了花圈。

    近平虽是干部子弟，但他做人很低调。他下过乡，吃过苦，在最基层劳动锻炼过，和老百姓有接触，有生活体验，他身上平民气息重，能团结人。在工作中实际接触以后，我丝毫没有觉出他有干部子弟的派头。平日里，他总是穿件军装，脚蹬大头鞋，一举一动都是复员军人那样普通。

    在一般人看来，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“土”，但近平身材高大魁梧，透过他朴素的外表，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神韵和教养，这种说不出的气质，使人见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敬佩之情。那时，我们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，都在大食堂吃饭，不管是县级领导还是一般干部，大家都在窗口排队买饭。近平和大家一样，都是蹲在水泥板搭成的“饭桌”上吃饭，边吃边说些工作上的事或拉家常，近平给大家的印象是平易近人，温和儒雅，和蔼可亲，他还有个好习惯，既不抽烟，也不喝酒。

    当年我和近平下乡时，很少坐吉普车，经常骑着自行车在乡、村里走村串户，遇到河滩地、泥泞地，我们都扛着车子走。他说幼辉，你在正定工作已经20多年了，我们骑着自行车下乡，你可以带着我多看几个地方。并再三告诉我：到乡、村、生产队去，顶多介绍我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，千万别再提其他什么。他从不愿意别人提及他是习仲勋的儿子。在乡下吃饭时，不论是在乡镇食堂还是在百姓家里，我们每次都是自己买饭票或吃完后留下几毛钱和半斤粮票，决不搞任何特殊。我记得那时近平到村里，最爱吃老百姓家的玉米饼子和小咸菜。

    有一次我到正定县去看他，到饭点了，他掏出5块钱叫服务员到街上去买两个罐头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一小罐鱼罐头和一小罐牛肉罐头。在他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，有一个小柴油炉，这在当时用得很普遍。因为近平经常下乡，误了吃饭时间，他就在办公室用这个炉子煮挂面，然后拌酱吃。那天，他就用这个炉子煮了两碗米饭，并对我说，一人就一碗，多了煮不下。没有汤，一人一杯白开水，我们俩很快就把两个罐头消灭光了，那顿饭吃得很开心。那是1983年的事，有罐头吃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没有人知道，在那个办公室，一位省人大副主任和一位县委副书记，不打扰任何人，吃了一顿很愉悦的午餐。那时候不像现在吃饭，有人频频敬酒，实在吃不消。

大事难事有担当

    习近平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期间，注重发展商品经济，抓精神文明建设，成就了中国正定旅游模式；支持老干部工作，尤其在关心百姓生活、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显出了他自己的风格。

    20 世纪80年代初期，在公车、办公用房比较紧缺的情况下，他先给县老干部局买了一辆小轿车让老干部用，自己坐的是国产吉普车；他还把县委、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，作为离休老干部的娱乐活动室。

    众所周知，正定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和粮食生产大县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“跨长江、过黄河”（亩产达到800斤）成为我国北方产粮大县，但那时只抓农业，看重粮食生产，忽视了多种经营，农民并不富裕，成了有名的“高产穷县”。

    我任副县长时，全县有52 万亩耕地，42 万人口，全县每年上缴征购粮食7000 万斤，每亩粮食种植面积负担约233斤。为了保证征购，县里不得不压缩其他经济作物，如棉花，那时顶多种上12万亩左右，农、林、牧、副不能平衡发展，因此就发生一些奇怪现象。

    如当时闻名全国的“农业学大寨”典型正定县三角村党支部书记曾告诉我，一些农民为填饱肚子，还到外县去买山药干来维持生活。这种情况县委、县政府早有察觉，原县长程保怀就说过，不解决高征购的问题，要提高正定县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好说。

    但这种敏感的事情，谁也不愿主动向上级反映。近平担任县委书记后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多次与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一起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，引起了中央的重视。在中央派出调查组核实后，终于把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万斤。

    这件事关系到正定县42万人的利益，由此可以说明近平工作大胆，有魄力，不唯上，只唯实，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。老百姓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到底是北京来的干部，有魄力。”

    提起正定县的经济发展，不能不谈到当年崛起的旅游事业和近平创建的“中国正定旅游模式”。正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,城内荟萃着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不同风格的古代建筑，尤其是佛教建筑众多，仅城内的寺院就有隆兴寺、临济寺、元宁寺、开元寺等，素有“九楼四塔八大寺”之称，故而被誉为“古代建筑博物馆”。

    1983 年，近平和县委、县政府领导同志开始酝酿发展正定旅游业。当时，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，投资方决定投资80万搭建荣国府临时场景，拍完再拆除。近平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设法把剧组拉到了正定。他敏感地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可以保留下来的旅游资源，不如借机建成实景，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。但这需增加投资300多万元，投资方仅投80万元，剩下的资金由正定县自己筹备。消息传开，正定县上上下下议论纷纷，县常委班子也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。为此，近平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，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。近平提出了还是建真景合算的建议，反对者认为风险大，投资多；近平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，在和县长程宝怀同志达成一致意见，并征得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后，他代表县委、县政府作出了兴建“荣国府”的决定。

    事后我问近平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大胆的想法，他说荣国府距隆兴寺很近，今后凡是到隆兴寺旅游的游客一定会到荣国府去看看，如果再建一条荣宁街，那么隆兴寺、荣国府、一条街、花（华）塔就成了正定县的一条旅游线。这样一来，游客既可以在正定待上一天，又可以发展餐饮业和其他产业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前瞻意识和工作思路。实践证明，他的想法是对的。

    据资料统计，荣国府接待游客最多的时候达每年150万人次，仅头两年就还清了贷款。荣国府为正定县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，除了游客如织，各地的考察团也蜂拥而至，旅游业又带来了餐饮业的繁荣，“中国正定旅游模式”由此被命名。

    习近平刚来正定时，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正定县公路管理当时存在五大问题：一是公路上打场晒粮成风；二是在公路上堆土堆粪成风；三是在公路上支棚建房摆摊售货成风；四是偷盗行道树木成风；五是交通事故频发。这不仅阻碍了车辆畅通，而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。

     为扭转这一混乱局面，近平针对五大问题，明确提出要在公路上做到“六无”“四好”：无打场晒粮、无堆土堆粪、无摆摊设点、无开沟引水、无碾轧柴草和灰渣、无侵占公路路基；做到路政管理好、路面养护好、行道树木管理好、交通秩序好。他说我们建设文明路不单是爱国卫生阶段，要提高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，我们不能刚刚摘掉了“高产穷县”的帽子，又戴上了“高产脏县”的帽子。全县干部群众经过十个月的努力，使正定县“脏、乱、差”局面有所改观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。

    我之所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，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的“第二故乡”情节。滹沱河畔、田间地头、袅袅炊烟、青青杨柳都记录着那段奋斗的岁月。

    我也时常想起近平喜欢的苏东坡《晁错论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，则恐至于不可救。”作为党政领导干部，尤其是党政高级干部，“常怀忧党之心，恪尽兴党之责”，是题中应有之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