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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九八九年初入社的。当时我国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,一片欣欣向荣。“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”的方针得到贯彻,恢复职称评定,教师地位得到提高。知识分子摘掉“九爷”帽子,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,知识分子又香起来。
这时,有同志劝我加入“九三学社”。想到五七年、文革中民主人士被整,我心有余悸,拒绝了。后来有关同志说:民主党派不是“在野党”,更不是“反对党”;民主党派是“参政党”,是共产党的“友党”,这才打消了我的顾虑。我还想,我这个数学老师,囿于书本课堂,对社会知之甚少,加入“九三”,结交有识之士,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。我成了九三学社机电学院小组的一员。小组共4人,组长是李景尧老师,他同时担任社市委委员。后来周兰午老师(毕业于清华大学)、王万祥老师(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,机械系主任)加入,很快发展到7人,小组变支社。李老师退休后,我继任支社主委。
支社组织了一些活动,在促进学院工作的同时扩大社的影响,使老师们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。我们举办报告会,请“十三所”工程师讲我国半导体研究现状,激励学生发愤学习,将来为国效力,迎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。
支社又与学校宣传部合作,在校报上开辟《教学杂谈》专栏,由支社负责组稿。我带头写了首篇“课堂教学的三种境界”。被邀撰稿人中,老、中、青年教师都有,产生了一定影响。记得一位校外住的老师,特意找到我,相识欢谈切磋教学与写作。
活动产生反响。名声传开去,引得才俊来。梁建术(博士)、王士忠(学报编辑部主任)、郑惠萍(博士)相继入社,这些年轻的科研教学骨干的到来,给支社增添了新的活力。
九三学社是共产党的“友党”。朋友要做“诤友”。学院统战部长吴福生,水平很高。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。对于他的指导,我们心悦诚服,相处融洽,无话不谈。
一次开会,吴部长也来参加。谈到教师地位问题。我问:“吴部长,办学依靠谁?”答:“当然依靠老师。”我说:“教书几十年,一直感到教师在学校是三等公民。我校更像个大机关。”部长含笑点头,“这批评应认真考虑。”高校行政化,学问未得应有位置,是我国一大痼疾,严重阻碍高教水平提高,老师们早有感受。位卑未敢忘忧国,人微言轻也发声。事情总是先有批评,后有变更。
九三学社机关刊物叫《民主与科学》。我们是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这两面旗帜下聚集起来的一群知识分子。上世纪四十年代,科技教育界精英许德珩等前辈,为了民主与人民解放,高举这两面旗帜与共产党并肩,向专制发起冲击,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。时光流转到了我们,看周围这些基层组织的社友都很优秀,都掌握一门专业,在各自领域有所作为,但多数难说精英,对国家大政方针难有大的影响。但从另一面说,我们这些人,崇尚科学,秉持独立精神,有一定的思辨批判能力,对一些社会现象,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当讲则讲,施加影响,虽然微小,却总是正能量。
有一阵子社会上伪科学流行。什么“发功治病”,“信息茶”。我校更有“人宇特能活动”,说天上有种“高级生命”,可遥知人病,并遥发能量治疗。一些头面人物也参与其中,有的还撰文出刊,说“发芽的种子会说话”。一时乌烟瘴气。支社组织座谈,加以抵制。有的社友说:“高级生命不就是神吗,哪里有神?”有社友调侃说:“不知说话种子操何种语言,中、英、抑或日语,还是何国种说何语?”谈笑间,假科学真迷信的面目被揭露无遗。这类活动以及后来的法轮功,我支社无一人参加。
对于民主党派,社会上有微词。我社成员以科技教育界中高级知识份子为主。我们一直把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作为自己的责任,但我们是政党,不是学术组织,应在推动国家政治进步上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在当前强力反腐形势下,如何监督权力,协助共产党将权力关进笼子,我们应当有所作为。
斗转星移世事变迁。当年的“机电学院支社”变为“科大西区支社”,如今称作“河北科技大学第二支社”。支社主委换了几茬,我之后依次是周兰午、王士忠,现在的主委是郑惠萍。这位女博士,机敏善谈、活力洋溢,很有组织才能与亲和力。在她的领导下,支社得以发展壮大。社友聚会上,我望着一张张焕发着青春光彩的脸,遐想联翩:九三学社犹如大树,根深叶茂、枝干挺秀、新芽层出,呈现出无限生机,正以蓬勃姿态、扮美大地,迎接她七十周年生日的到来。正是:
老树新枝竟挺秀,扮美祖国万年青!
作者姓名:刘福悦
出生年月:1937年
入社时间:1989 年5月
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:河北科技大学教授(已退休)
手机号码:13331398602
通信地址及邮编:石家庄市青园街51号,九三学社石家庄市委,050011